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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周刊消息，2023年以來，北京、廣州、濟南、大連多地發布了義務教育學位預警。北京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7~2022年北京已累計增加了18萬個中小學學位，并計劃在2023年繼續增加2萬個中小學學位。這些學位壓力源自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當年出生人口的大幅增長。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在短短一年生育高峰后，從2017年起，我國出生人口持續快速下滑，從當年的1723萬人降至2022年的956萬。出生人口大幅波動，也對不同教育階段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講座教授、特區政府前人口顧問葉兆輝形容為“多米諾骨牌效應”，他警告說，出生人數下降首先會影響幼兒園，然后是中小學和大學，最終影響到勞動力。

中國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之后，教育如何應對人口之變？各地政府又該如何根據學齡人口變動趨勢科學規劃未來數十年的教育資源配置？城鄉之間的教育差異是否會進一步拉大？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中國教育戰略學會區域教育分會理事喬錦忠曾專門調研人口變動與教育資源配置的關系，并參與教育部多個司局政策咨詢、省市縣教育規劃編制和政府評估。就相關問題，他近日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喬錦忠：日本的這種情況在未來的中國也可能出現。隨著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未來中國高等教育的總體規模會萎縮，部分辦學質量不高，又無特色的高等學校會面臨關停并轉的局面，高等學校的數量將會有所減少，學校的規模將變小，像現在吉林大學、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等巨型大學將很難再看到，同時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會進一步提高。

雖然我國的高等教育系統以公立大學為主體，而且最頂端的教育資源永遠是稀缺的，但未來大學之間的競爭也會加劇，預計不久的將來“雙一流”建設高校之間的競爭將更為激烈。當然這種情況的出現，同時也為高等教育本身可能提供了系統優化和提高質量的契機。

當未來學生數量減少，學生選擇權更多的時候，必然會激發各個高等學校增強內部改革的動力。中國當下的高等教育系統整體是缺乏彈性的，特別處在金字塔尖的高校，自身進行內部改革的動力和意愿不強，基礎學科不能沉下心來長期堅持攻艱克難，應用學科對市場和供求關系的變化不敏感。隨著學齡人口的減少，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和普及程度的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必然會進入買方市場，屆時學費收入會減少，政府提供的資助可能也會減少，各高校為了生存需要，必然會調整戰略進行差異化發展。

此前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尤其是1998年高校擴招中，產生了很多后續問題。由于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啟動非常倉促，沒有按照科學的節奏來走，簡單快速攤大餅的發展模式加劇了高等教育內部的結構失衡。按照國外經驗，工程、醫學，甚至師范教育本應是精英教育，不是任何層次的學校想辦就能辦，但現在低層次的工程、醫學和師范教育比比皆是。從結構上看，真正學術性的高等學校占比不應太高，更多的高校應以培養應用型學生為主，辦學主要指向就業。因此，隨著大學生的減少，未來以就業為導向的高校可能也會大量出現，學校會給學生提供更多和企業合作的機會。大部分高校會主動選擇特色化的發展方向，滿足學生多元化的需求。

另外，現階段中國高等教育階段的“放水”還是比較嚴重的，很多四年本科生實際上在校學習只有三年，剩下一年基本都在實習或社會實踐。此外，對數學、物理等門檻較高的基礎學科，如果嚴格按照學業質量標準，每年會有很多學生被淘汰。未來隨著少子化和高等學校之間競爭的加劇，各學校為了生存會不斷提高辦學質量，建立相對完善的內部質量問責機制，強化教學過程監管。政府也應順應形勢而為，對高等教育結構調整和質量提升進行相應引導和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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